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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第7期(总第148期) 个人研究:建国以来社会流动模式的变迁及其对高等教育的影响

发布日期:2010-06-09 17:50:00 查看:

本次沙龙孙启进就他的个人研究“建国以来社会流动模式的变迁及其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做了主题发言,并请葛春做了点评。沙龙成员就论文涉及的相关问题纷纷提出建议和意见,展开谈论。论文主要的内容是:

20世纪初期社会流动研究在西方社会学界发端以来,就一直是西方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在整个西方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其流动模式已经非常固定化,一直到今天也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所以西方社会学界很少从社会流动模式变迁的角度来研究社会。近年来,社会流动也成为我国学界研究的一个重点,但由于受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流动研究范式的影响,我国的社会学研究者也较少注意到社会流动模式变迁的问题,大多数关注的是“个人特征、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如何影响个人或群体的社会流动”问题,“而对社会流动模式改变对社会价值观念、人的行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则很少考虑。” 1也就是说,社会流动模式的变迁还很少能够纳入到研究者的视野中来。

众所周知,由于新型国家的建立和新的国家政策的施行,建国以来,我国的社会流动模式经历了两次根本性的改变,“一次是在国民党政权垮台以后,一种和传统中国社会流动方式有根本性差别的社会流动渠道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同建立起来,另一次是随着改革开放而诞生的新的社会流动渠道。”2这一社会事实是与西方不同的,因此,我们的社会流动研究在借鉴西方的同时,也要摆脱西方社会流动研究的理论架构与方法的限制,从社会流动模式变迁的角度来研究社会流动,尤其是研究社会流动模式的变迁对个体或群体在价值、观念和行为上带来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发生的机制。

与社会流动模式的变化相伴随的是社会流动机制的变化。所谓社会流动机制是指“决定人们在其社会中获得一定地位和实现社会流动的历史背景、制度设置、动力路径、主导规则的某种组合作用。”3决定社会流动机制的是流动规则,根据先赋性因素还是后致性因素在社会流动中起主导作用,可以把社会流动规则分为先赋性规则和后致性规则。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产生的第一次社会流动模式的改变,带来的是先赋性规则成为决定社会流动机制的主导性规则,社会流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家庭出身、阶级成分等先赋性因素的影响;而随着改革开放诞生的新的社会流动渠道,则使得后致性因素在社会流动中开始起主导性作用,后致性规则成为主导社会流动机制的主要规则。

社会流动机制的变化,尤其是流动规则的变化,一方面决定了高等教育在社会流动机制中的地位与作用,若社会流动规则重视高等教育的作用,则高等教育就会受到人们的追捧与重视,若社会流动模式不重视高等教育的作用,则高等教育就会受到人们的疏离与漠视。另一方面,社会流动机制的变化也会对人们的观念、价值和行为产生影响,而这些影响又会作用于高等教育。法国社会学者迪芒认为,每个人都有向上流动的愿望,当社会流动的规则发生改变以后,人们这种向上流动的愿望会使得个人根据社会流动规则的改变而改变自己的观念、价值与行为,使之符合新的社会流动规则,进而利于自己的向上流动。这一影响表现有二:一是通过改变高等教育的举办者与管理者的观念、价值与行为,进而对高等教育产生影响;二是通过改变高等教育的接受者的观念、价值与行为,进而对高等教育产生影响。但需要强调的是,尽管社会流动模式的变迁会对高等教育产生影响,但高等教育的变化并不必然是或全然是社会流动模式变迁导致的。

上文中已经谈到,建国以来,我国的社会流动模式经历了两次根本性的改变,那这两次根本性的流动模式的改变给高等教育带来了什么影响呢?

第一次社会流动模式的改变是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发生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旧的政权瓦解,新政权的建立需要擢升大量社会精英人员;另一方面,政权的更迭使得原来的社会结构体系发生了颠覆性的位序变革,旧的社会上层除少数民族资本家和知识分子以外,都变成了社会底层,这一变革腾出了大量的社会上层的位置,也需要新的精英人员填补。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下,主导这一社会流动的规则是以阶级成分、家庭出身等为基础的先赋性因素,李若建把这一时期的流动规则概括为“家庭出身+本人政治表现+上级领导赏识”,而其中又以政治正确为主要导向,詹姆斯·汤普森和布兰特利·沃马克则将其称之为“政治录用”4。而要想做到政治上的正确,前提是家庭出身要好,同时要必须紧跟上级。

伴随着这一次社会流动模式的变化而带来的新的流动规则,给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带来了重要的影响,而人们价值观念和行为的改变给高等教育带来的极大的影响,在1950年代末期的高等教育扩张中表现尤其明显。在当年的环境中,政治上的正确是最主要的向上流动途径,而“又红又专”是最佳的政治表现,“红”就是在家庭出身“好”的前提下能够得到上级领导的赏识,这并不需要太多的技术训练,只要模仿领导即可。而要做到“专”就必须经过专业训练,其最好的途径就是依靠教育来实现。即使不能做到“红专”而走“白专”道路,只要不在政治上被列为反动,如果具有较高文凭的话,也会获得比工人和农民更好的收入。人民基于对这一流动规则的认识,对接受高等教育产生了强烈的愿望,而且越是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其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渴望就越为强烈。从1957年到1960年全国大学生的增长幅度来看,青海、江西、广西、内蒙古、宁夏、贵州、河南、广东等八个地区增幅超过200%,从全国来看,普通高校学生从44万激增至96万,成人高校学生从不到8万增至接近80万。5

这一新的流动规则的建立同时也通过对高等教育的举办者和管理者产生的影响来对高等教育发生影响。1958年,中共中央和教育部先后颁发《中共中央关于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下放问题的意见》、《教育部关于交接下放高等学校的通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事业管理权力下放的规定》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等文件,明确提出“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政治正确的流动规则指引下,地方政府的官员为了达成升迁的目的,举办了大量的各类高等院校,客观上为当时高等教育的扩张提供了基础性条件。同时,以政治正确为导向的社会流动渠道,也为当时高等教育的直接管理者的许多非理性行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大量右派教师被清除出教师队伍,大量党政干部进入高校,政治办学在学校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第二次社会流动模式的根本性变革是伴随着改革开放而诞生的新的大量的社会流动渠道。与此相适应的是新的社会流动机制建立,新的社会流动规则得以确立,人们由原来主要通过政策安排转向通过市场竞争来实现社会流动,主导社会流动的规则也开始从先赋性因素转向后致性因素,而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无疑是后致性因素中十分重要的部分。伴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人们对高等教育的热情得以重新释放,虽然当时的招生规模很小,但由于接受高等教育就能够获得国家干部身份,就能够跳出“农门”,成为“公家人”,获得在社会地位序列上的提升,因此便出现了“万人挤过独木桥”的壮丽景观,尽管机会很小,但人们对接受高等教育仍然趋之若鹜。

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进行,社会结构开始不断固化,按照孙立平等人的说法,自1994年开始,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并已经开始固化,社会上层精英开始结盟,向上流动的机会大为减少,先赋性因素在社会流动中的作用开始提升,后致性因素的作用下降。具体到高等教育领域,这一变化也体现的较为明显,高等院校尤其是重点高校的农村生源不断减少,接受高等教育的成本与收益比不断下降。在这一情境下,出现新的“读书无用论”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一观念的出现实际上正是人们对新的社会流动规则认知的结果,如果社会流动规则的改变使得高等教育在社会流动中的作用大大降低,接受高等教育已经不能使人们获得社会地位序列的提升的话,那人们放弃接受高等教育也就不足为奇了。而且这一认知结果不但改变着人们的观念,同时也开始改变人们的行为,据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副司长姜刚透露,2009年有84万应届高中毕业生放弃了高考。

当然,高等教育的变化以及人们对高等教育态度与行为的变化是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的,我们不能仅仅将其归结为社会流动模式的改变、以及随之带来的社会流动机制与规则的改变对人们观念、价值与行为的影响所产生的结果。但是,社会流动模式的改变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与研究这一问题的新的视角与思路。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简单概括出社会流动模式的变迁对高等教育产生影响的几条规则:社会流动模式的改变影响着人们的观念、价值和行为,并决定着高等教育在社会流动机制中的位置,因此,它影响了人们对待该等教育的态度、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

社会流动的渠道越多样化,则高等教育在社会流动机制中的位置就相对降低,人们对待高等教育的热情则会下降,人们对高等教育公平性的关注与质疑就越少;反之,则高等教育在社会流动机制中的位置就相对提高,人们对高等教育的热情就会上升,人们对高等教育公平性的关注与质疑就越多。

社会流动的规则越侧重先赋性因素,则高等教育在社会流动中的位置就越低,人们对待高等教育的热情就下降,人们对高等教育公平性的关注与质疑就越少;反之,则高等教育在社会流动机制中的位置就相对提高,人们对高等教育的热情就会上升,人们对高等教育公平性的关注与质疑就越多。

1 社会流动模式的改变与大跃进,李若建,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5期,P141

2 社会流动模式的改变与大跃进,李若建,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5期,P142

3 从先赋到后致:新中国60年社会流动机制嬗变,杨黎源,浙江社会科学,200911期,P8

4 中国政治,詹姆斯·汤普森、布兰特利·沃马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P180

5 重读1958年高等教育大跃进,张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