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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报道:研读《学做工》,学做“民族志”

发布日期:2016-12-05 16:41:26 查看:

1960年代英国的底层青年文化是什么样?2010年代的中国北京底层文化是怎样?两种文化给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却都出身于底层的青年带来了什么?文化研究的核心是什么?怎样做民族志研究?《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一书出版40年后又有哪些问题需要澄清或补充?围绕这些问题,应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社会学沙龙邀请,英国著名社会学家保罗·威利斯于2016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在教科院田南楼404报告厅分别以“Two Moments: The Cultural Studies in England in the 1960s and the Three Spaces in Beijing in the 2010s”、“Q&A on Learning to Labor”为题,开展了两场学术研讨会(seminar)。

研讨会由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社会学研究中心主任程天君教授主持,南京师大吴康宁教授、齐学红教授、杨跃教授、高水红副教授、南京大学贺晓星教授、教育社会学方向的博士生等教育社会学沙龙成员,以及教科院部分博、硕士生共计近40人参加了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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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利斯毕业于剑桥大学、伯明翰大学,曾任英国基尔大学社会/文化民族志教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现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是ETHNOGRAPHY期刊的创始人兼高级编辑,因社会学、民族志及文化研究而享誉世界。1977年出版的《学做工》,奠定了他在民族志、人类学、教育社会学领域“突破性”的历史地位;1978年出版在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完成的博士论文《世俗文化》,1990年出版《大众文化》,2000年出版《民族志的想象力》等学术作品,讨论如何用民族志如实展现“活生生的日常生活”。

11月30日下午两点,威利斯以“Two Moments: The Cultural Studies in England in the 1960s and the Three Spaces in Beijing in the 2010s”为题拉开了第一场研讨会的序幕。威利斯结合自己不同人生阶段、不同国家的生活经历和学术研究将上世纪60年代英国工人阶级文化与本世纪初中国北京的底层文化进行比较。他指出,时隔半个世纪的英中两国在文化尤其是底层文化方面存在许多相似之处,两个国家都处于工业化、市场经济发展、消费主义与城市化的时代发展趋势之中,同样经历着许多相同或类似的文化问题;不同的是,英中两国底层文化的创造者创造出各具特色的物质及符号表征,前者有嬉皮士文化、毒品泛滥、性放纵、反学校文化等,后者有城市崇拜、商品拜物教(commodity fetishism)、网络使用过度等,而这些文化创造也都促成了底层群体的自我身份建构。谈到方法论时,威利斯特别强调,民族志是文化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研究时需要兼顾现实情境中material order(物质秩序)与symbolic order(符号秩序)及二者互动的文化表征,应该警惕文化研究中只重视其中一者而忽视另一者的极端倾向和做法。

在接下来的交流环节,师生发言踊跃,思想碰撞激烈。高水红老师从人情和关系视角对现代中国底层互联网使用情况进行评述,并问及文化研究者的立场;程天君老师质疑威利斯是否有“文化决定论”的嫌疑,认为侧重文化研究范式恐怕不能脱离物质基础的制约;贺晓星老师结合自身留学经历和中国社会信任机制等方面论及中国文化研究注重material order的原因,并问及symbolic order的内在发展逻辑;吴康宁老师从历史的时空维度关注中英两国阶层区隔的联系与异同。威利斯结合理论与实际作了细致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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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日上午九时,第二场研讨会围绕威利斯的名著《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及民族志研究展开讨论。威利斯与师生的问答生动激烈且不乏内涵深度,颇具古时书院论辩争鸣问难之遗风。师生关系与中英两国学生运动,学校底层“循规者”与“违规者”的分化及出路,阶层、户籍、地区视角下的中国高考成功与失败,行政管理对文化分层的作用,个体与群体文化、意识形态的关系及互动,文化创造对阶层分化的作用,民族志研究中资料分析与理论建构等问题引发威利斯和师生们激烈讨论。程天君老师提出“究竟是‘家伙们’洞察(看透)了所谓工人阶级的命运还是研究者威利斯自己洞察了这一点?”以及“你的研究结论是如何从‘这几个家伙们’推论到‘整个工人阶级’之上?”等问题尤其激发了威利斯深入思考与激情回应。威利斯还特别针对第一天的研讨补充强调,现代文化危机同时导致了群体力量削弱与个体风险加强,社会阶层流动及各阶层不同群体自身文化意义的建构等问题在文化研究中仍值得重视,文化研究还需兼顾由制度、政治、法律、经济等组成的material order与象征意义构成的symbolic order二者间的“咬合”关系,教育研究则需要将教育问题广泛联系历史与社会结构而非仅限于教育场域内。此外,威利斯还结合多年田野研究经验详述了民族志研究过程中预研究、个案选择、资料搜集与分析、理论建构与研究写作等步骤的具体操作规范和技巧,特别强调民族志研究是一种多学科、跨学科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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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程天君教授对两场研讨会进行总结,认为威利斯与南师大师生进行的两场学术研讨,使大家深受启发,威利斯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以及幽默友好的生活态度更值得大家学习。借用威利斯《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这一书名,程老师风趣地将威利斯南师大之行总结定位为“学做民族志:南师学子如何继承和超越威利斯”。他对威利斯的精彩报告和深入研讨表示感谢,并希望今后常来常往,有更多交流。

 (教育科学学院龚伯韬、吴菲供稿)